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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瘟疫 人类应该以理性超越指责

作者: 乐山新闻网 发布时间: 2020年05月23日 08:04:40

  现代医学没有“有罪者”的概念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腊碧士:每当新的威胁来临之时,集体的恐惧都会再次引发所有已知形式的人的各种行为,也包括错误的行为。人们希望国家政治和行政部门能够及时制定有效控制疫情的统一行动方案。但真正的理性思考往往是在疫情消退之后才开始。在急症病人面前,医生显然不可能急着去修改教科书,他必须首先去救助病患,之后才能考虑修改教科书的事情,考虑防控疫情的计划,考虑公共程序等。

  李雪涛:正是这样。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士兵在奔赴前线时接种了两次牛痘,而法国军队却没有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结果有2万士兵因此失去了作战能力。给士兵接种疫苗成为普鲁士取得普法战争胜利的“法宝”之一。全民强制免疫当然很重要,但一旦有了疫情,现代医学会采取隔离措施。特别有名的记载是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的毛奇元帅的经历,1836年他作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王年轻的军事顾问,亲身经历了在伊斯坦布尔导致近8万人丧生的大瘟疫,在返回德国途中经过奥地利边境的时候,他不得不接受为期10天的“禁闭”。其实在此之前,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由政府下令对港口实施隔离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习惯做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隔离”。

  思考全球疫情背后不同的治理逻辑

  腊碧士:尽管我们对传染病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不断牢记,那就是:所谓的“病原体”也是生物。作为人,我们不断与其他生物体进行着斗争,而这些生物体也为了它们自身的生存与我们做着殊死的搏斗。我们作为新冠病毒的宿主,它们寄生在我们身上,并且在我们身上繁衍。瘟疫便发生在原生动物、细菌和病毒之间,发生在生物和社会的情境之中,发生在人及其生存的世界之中。如果没有细菌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存在。

  李雪涛:目前对新冠病毒来源的探索没有停止,并有被政治化的现象。从疾病史的角度来看,很多瘟疫很难追踪到真正的源头。以往的历史学家,一般会将欧洲黑死病的起因归结到中国,但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费克光却根据大量中文文献,对鼠疫曾在中国发生并且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普遍看法提出了质疑,因为仅凭古汉语文献所描述的疫病外在表现特征,是没有办法来认定元代流行的疫病就是鼠疫的。霍乱在1817年成为大流行病之后,全世界都在探求这一疫病的来源。香港大学的程凯礼认为,尽管Cholera Asiatica(亚洲霍乱)的汉语被翻译成“霍乱”,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疫病就是源自古代汉语、使用了三千年之久的“霍乱”一词所指的疾病。其实早在1933年,时任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的著名鼠疫专家伍连德就曾发表英文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权威性的调查。经过细致的对比,伍连德认为当时大流行的霍乱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霍乱”其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疫病。

  李雪涛:19世纪末阿司匹林的问世,以及之后全民免疫体系的启用,磺胺类药物与抗生素的使用,使得人们远离了大部分的瘟疫。这些基础,也使得今天的抗疫成为可能。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迫使人类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重大冲击。历史地看,这种由疾病带来的整体性变化和影响不是第一次出现,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在这个特殊的节点上,回望人类集体记忆深处,那些曾经发生的烈性传染病如何深刻改写了公共和私人生活?如何理解每一次变化中各种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要素与相互关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人类的社会设计和医疗建设应当如何延续或顺应?疫情风暴之中的个体又该如何保留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问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存在于学理层面的论证话语,对国家、社区和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也极具价值。这本书基本上是围绕着上述问题进行的解说,尤其结合德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选择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

  腊碧士:信息并不能阻止被情感控制的人的非理性行为。一些人将自身的恐惧用富有攻击性的极端方式予以发泄,这并不少见。如果我们拿海涅所写的《法兰西状况》中1832年有关霍乱的报道作例子的话,就会看到,当时巴黎的大街上,只要有人怀疑其他人得了霍乱,被怀疑之人就有可能被人们打死。

  李雪涛:腊碧士教授好,非常高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讨论新冠肺炎与疾病史的话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势之汹,造成的影响之大,带来的灾难后果之严重,都是欧洲自二战以来所未曾遭遇过的。近日您与杜塞尔多夫大学医学史研究所所长房格劳(Heiner Fangerau)教授出版了近200页的新著《鼠疫和新冠病毒: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全球传染病》,系统探讨了这场全球风暴背后的历史隐喻、现实指涉与未来启示,为我们深入理解全球疫情背后不同的治理逻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视角。

  李雪涛:奥斯特哈默认为,从19世纪起,人类才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瘟疫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他指出,人类在这之后的抗疫斗争中取胜有两个前提:一是丰富的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知识;二是与公共卫生政策相关的理念。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新冠肺炎传播的话,还是有很多与历史上的瘟疫性质完全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二战后,航空业的普及迅速增加了微生物病原体的移动性。其实,瘟疫的一大特点便是流动性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非常适应全球化的。新冠肺炎跟其他瘟疫一样,也是具有军事化特征的人类敌人:进攻、征服、撤退。因此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讲,加强全球危机管理和危机应对是至为重要的。每一次瘟疫结束后,经历了灾难的城市乃至国家的居住条件和医疗保障都会得到明显改善。我们的社会能从这次疫情中学到什么呢?什么时候人类才能真正远离瘟疫?

  腊碧士: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的结尾处写道:“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瘟疫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必将与人类长久共存。在这里,我想引用当代德国历史学家马尔特·提尔森的一句话,他说:“瘟疫是所有疾病中最具有社会性的,它们会与整个社会相遇,激发集体的恐惧,激化社会的紧张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映衬出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展示了对于我们来讲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瘟疫极大影响了人类历史。

【编辑:田博群】

  实际上,中国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学家在当地疫情暴发之初在世界顶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就会知道中国此前所发生的一切,我们这些国际学者都可以从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情况。

  李雪涛:14世纪,在鼠疫流行的时代,犹太人在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遭到人们的普遍谴责和攻击,他们被认为是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威廉·麦克尼尔曾经对“梅毒”一词在16世纪时的不同名称进行过分析,他认为,人类普遍有一种把新出现的、险恶的疫病之源头归结于外国人的倾向。霍乱在欧洲被称作“亚洲霍乱”就曾引发了欧洲人对揣测已久的东方灾祸的恐惧心理。而19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全球关注的鼠疫,由于当时被称作“亚洲瘟疫”,在一些地区也发生了过激行为。在1898年被美国政府宣布并入美国的火奴鲁鲁,当地有人为了泄愤,纵火烧毁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居住区。在瘟疫流行时期,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李雪涛

  李雪涛:我们再看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您时,记者认为中国所采取的措施“过分小心”。您当时就指出,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武汉的情形迫使国家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这当然也是阻断传染源的最有效的传统方式。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腊碧士:谢谢。这本小书实际上是我多年前《卫生人:近代的健康与医学》专著的“现实版”而已,它所涉及的并非仅仅是鼠疫和新冠病毒,而是各类社会、政治家、行政人员、医生和研究者如何看待这种极具危险性的瘟疫,在不同文化特色的地区采取怎样的方式来遏制病毒的蔓延。

  腊碧士(Alfons Labisch)